春熙路老医院那些事儿（一） 心研室 朱轼

         我和春熙路一医院老医院打交道几十年了，儿时即在一医院看病，先看儿科，后看中医内科，不外乎都是伤风凉咳的小伤小病，院子中又住了一对一医院双职工经常茶余饭后讲到市一医院的趣事、新闻。

          71年，我参加工作，在东大街一家地段医院当学徒，每天下午4时到科甲巷一医院锅炉房消毒房取送去消毒的输液包，注射包及小手术包，有时又到检验科去送标本，一天进进出出几趟春熙路老一院。 73年至74年在老医院内科进修一年，老医院当时职工不多，一年下来上上下下医生、护士几乎都认识，有些甚至还很熟。77年到川医读书去了，毕业后又到另一家医院工作，与春熙路老医院的交往就少，几次春熙路老一医院陈院长欲调我到市一医院针麻研究室工作，都被原医院挡了回去，弄得大家闷闷不乐。好在改革开放后，形势变化，人员流动变活，我于95年6月，在张廷杰主任调入市一医院3月后，又调入心研室，与张主任一起工作，工作到今与春熙路老医院还是很有感情的。

       “多儿”

      这个故事是从市一医院老职工那里听来的。大约是文革中，一位龙泉驿区的农妇前来产科生产，产下一男婴，不知怎么搞的，男婴面部皮肤破损了一点，农妇夫妇产后出院就不接娃娃出院，说是医院把他们的儿子“破相”了，今后找不到媳妇，要医院赔偿。医院认为这不关医院的事，而且破损处已长好，无大的疤痕。当时文革中乱糟糟的，也无处评理。娃娃不出院，只好留在产房中，每天护士交接班，还要多交一个娃娃，时间慢慢过去，娃娃越长越大，能笑了，十分可爱。上下夜班的小护士喜欢抱这娃娃在科甲巷住院部门房玩耍，这娃娃向来往穿白大衣的医护人员又蹦又跳，哇哇直叫，大家都要驻足逗他一下。是人总应有个名啊，大家讲，“这是一医院多出来的一个儿，就叫多儿。”于是“多儿、多儿”就叫开了，大约半年后，这对龙泉驿夫妇前来把娃娃抱走了，市一医院也未向他们收抚养费，他们也不向医院索取赔偿，大家两抹。

      这个“多儿”现在也是快40岁的人了，如果超生，他又该有一个“多儿”了。

    “蛇挂窗框”

    文革中中医科搞科研，用蛇来治疗肝癌，当时春熙路旧二层内科病房旁是保管室，运来的蛇成筐放在那里，要用就夹一条出来药用，食用，其中一位病人我还记得，30多岁，男性，复转军人在东郊某厂工作，人消瘦，作肝脏同位素扫描（当时还无B超），考虑“占位病变”，中医科就认为是肝癌，用蛇来治疗，病人吃了蛇肉后长得白白胖胖的，一天到科甲巷面馆吃面，突然晕倒，口吐白沫，类似癫痫发作，当时就认为“肝癌”已好转，怎么又晕厥、抽搐呢？搞不清楚，于是请市内会诊，我当时作为一个卫校培训的见习生也旁听了这次会诊，经过追问病史，这位男青年转业前在康定阿坝当兵，有食牛羊肉的历史，于是考虑：肝脏扫描占位病变不是“肝癌”，可能是肝包囊虫病，可能有多个囊泡，出现“daughter，女儿”现象，一个串一个，病人晕厥摔倒抽搐，可能是肝包囊虫颅内转移，当时又无CT，也无MRI，只能分析，建议剖腹探查，事后，剖腹结果证实，就是肝包囊虫，之后这位病人死于脑水肿，这病案让我印象很深刻。

    我向省医院的一位老主任讲到此病案，他讲他遇到一例在高原旅行，中途休息，把馒头放在草地上，食用馒头不久，也发病，查出是肝包囊虫，估计是患病的牛羊粪便污染了草原，旅行者食用了又被污染的馒头，由此染病。由此可见，清洁卫生是多么重要。 这例用蛇治疗“肝癌”的成功病案也就不成立了。一天，值夜班的护士大惊大叫喊“有蛇”，原来一条蛇爬出蛇笼，爬出来挂在治疗室的窗框上，吓死人了。后来，院保卫、工人七手八脚用夹子才把它抓住。可见当时科研水平之低，这也怪不了医生，当时全国的医疗、科研水平就是那个水平，既无立项论证，查新检索，也无科学统计学处理，凭感觉、凭中医理论，但是，人们那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。